Sunday, October 15, 2017

華語的困境

——刊於2017年10月12日《星洲日报》言路版
在外國和中國人聊天,經常被問到:“你們馬來西亞人在家裡一般都說什麼話?”

這個“家”,是家庭,也是國家了。身為華人,英語、馬來語我們少用。要答“我們說的是華語”嗎?華語是什麼,中國人只有模糊的概念——知道何謂華語的,會知道華語是華僑使用的語言的統稱,但具體是什麼語言,不知道。

要答“我們說的是普通話”嗎?有兩個困難,一、我們說的華語和普通話雖說有共通處,但是相去甚遠(看看中國遊客對本地小販雞同鴨講的對話可知)。二、比較麻煩的,是大多數本地人不知道什麼是“普通話“,只以為中國人和我們一樣,說的是華語。我如果這麼回答,就可能提供錯誤訊息。況且,接著推理,我答“我們說的是普通話”和回答“我們說的是華語“就是同一個意思了。

是的,華語不是普通話。而我們說華語,中國人說普通話;我們有各種方言,中國人也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的講法。不要以為自己懂很多語言!

華語不是普通話,普通話不是華語。但是二者皆中文。這是說,書寫的章法相同。在香港,粵語是中文。不管是古文白話文,不管是閱讀或書寫,他們都以粵語從事。但是因為章法相同,我們用華語可以讀得懂他們的文章或文字。

從立國之前,華語教育就開始在我們國家推行了。翻翻報紙,久不久還是會看到一些人出來說,華人應該說正統的華語、規範的華語云云。這些人是不了解何謂華語吧!

華語的困境有兩方面。其一,如上所述,華語和普通話有很明顯的差別,盲目的要追隨所謂中國的規範語言,是大工程。如果要透徹的做,付出很大的代價也未必見得到成效。以華文教育推行多年,而“正規”華語未在社會上流行可知。而這成效也未必盡如人意,因為當有特色的“華語”消失了,我們的身份認同也自然的削弱了。

其二,也是比較麻煩的,是我們對自己的語言沒有足夠的認同感。總是有人說,你的華語有語病,但是病在哪裡,病在你的華語不是普通話!?讓我重複一次,華語是華語,普通話是普通話。我們不能把普通話不用的,就說成是語病,以至於說別人的華語有語病。

讀者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電視機裡的新聞主播、議論節目的主持,或是本地或新加坡製作的娛樂作品,說的華語都和日常生活我們和朋友間的高談闊論那麼不一樣?我們不妨大膽的問一句:是我有(語)病,還是他們有(語)病?

這麼說吧。華文教育推行多年不見效,社會輿論鼓吹多年不成功,某程度上說明本地華人或明或暗認同著那被認為是“不正規”的華語。原因是:正規不正規,我去巴剎都買得到菜,去咖啡店都喝得到茶。問題出在當一個中國人走到你面前,你要能夠給他翻譯一下,巴剎即菜市。如此而已。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大家學習好中文。恰恰相反,我多希望這個國家能有更多的人像我這樣,寫一手好文章。我反對的是盲目的鼓吹向大陸學習中文以及普通話的言論。

這麼說來,讀者要選擇說普通話,還是鼓勵宣傳華語?我的選擇是後者。

Tuesday, July 19, 2016

找出霾害問題的得益者

刊於2015年11月3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我的辦公室對面是住宅,幾十層樓高的公寓。還不到五點,室內竟然傳來陣陣飄香——那是家裡蒜蓉炒菜的味道啊!辦公時間到六點,可我在五點聞到菜香之後就心神渙散,只想回家罷了。員工士氣大受影響,活似現代版的『四面楚歌』。這樣的情況是我公司的損失,而禍首是對面的住宅。公司要解決這問題,怎麼辦?

實際上,此等飯香造成的影響,微不足道。公司若有其事,硬是要解決,大可封閉窗戶,阻隔部分香氣即可。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問題』存在,就可以帶到經濟學討論的話題了。

員工士氣大受影響,是公司損失。要避免公司受損,可以強行禁止住宅炒菜,但這會造成住戶的損失,因為一家四口可能就無法準時開飯或享天倫樂了。讓住戶煮菜吧?公司損失;禁止住戶煮菜吧?住戶損失。兩者都有問題,怎麼辦?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先確定私有產權的界定:我們要先搞明白,到底住戶有沒有煮菜的權利。如果住戶逾矩,依法懲處可也。

讓我們假設住戶沒有任何煮菜的限制,住戶可以任意隨意煮。煮啊煮,我的飯菜千里香,影響到你嗎?對不起啊早點回家吧!

於是,我們就來到解決問題的第二步——確認事件中的得益者與受損人,然後進行產權的交易。

在社會上,任何人的行為都會對他人構成影響。這種現象,經濟學上稱為『界外效應』(或曰經濟外部性)。這些影響,經濟學上稱爲『交易費用』。小的可以通過風俗習慣約束、妥協;大者需要損益雙方磋商、交易。

從這個角度看,擺在眼前的問題如下:公司辦公與住戶煮菜,是公司要補貼住戶,請求他們不要在辦公時間內煮菜;還是住戶賠償公司,好讓公司接受住戶在辦公時間內『污染』公司的環境?

答案如下:如果煮菜的權利屬於住戶,公司需補貼住戶;如果住戶沒有煮菜權利,住戶要和公司磋商,釐定補償額。

以上假設性的問題到此為止。轉看煙霾問題。

眾所周知,今天籠罩著馬來西亞的霾害源於印尼的燒芭活動。燒芭所為者開墾,因為用火可以節省幾倍的費用,以至於大企業及小村民都『燒』此不彼。注意,燒芭的是企業和村民。追究霾害責任的過程裡,政府扮演的是中間人角色。政府可以貪污腐敗(例如收賄默許燒芭)、剛愎自用(例如不接受深受影響的鄰國援助),卻不應該是問責對象。

按照印尼現有法律規章,燒芭實屬犯法,問題在於搜證困難,燒芭者往往得以逃過法律制裁。很遺憾,雖然產權確立,但是監管費用太高,使得法律形同無物。

參照飯菜飄香的例子,在煙霾問題上,私有產權雖然界定清楚,但是由於執法困難,問題無法解決。

煙霾問題,可大可小,不是講笑的。它給人民帶來的健康問題還有諸多不便,遑論人們休閒娛樂得到的消費者盈餘和外國遊客來馬旅行的收入。費用龐大,不在話下。承擔著如此成本,受影響的人們又得到什麼好處?答案是沒有。

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走解決問題的第二步——確認事件中的得益者和受損人。不管怎樣,受損一方必須得到適量的賠償(如果事先約定,可以謂之『補償』)。找出燒芭得益者比揪出放火元兇,容易不止百倍——燒過的土地,誰發展,誰埋單!

目前,媒體已經羅列了非常詳盡的受害者清單,但得益者的名字卻寥寥無幾。而當印尼研究機構提出涉及燒芭活動的包括馬來西亞的跨國企業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神經緊張地認爲這是推卸責任的言論——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步!

馬來西亞人民的自由‏

刊於2015年9月2日《星洲日報》言路版(經編輯更易的題目為自由如何被濫用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調,說:人們濫用自由了!

在討論人有沒有濫用自由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自由的含義。可不是嗎?我說,你是笨蛋!你應該要知道“笨蛋”的含義才會生氣。你說我濫用“自由”,我用得濫的到底是什麼?

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詞彙,其含義何其模糊。而利益團體尤其政客最喜挾其模糊特色大做文章,更甚的是大動手筆,藉機管這個、管那個。

要給“自由”定義,談何容易,一本書都說不完!諾貝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將其畢生所思所學,著成兩本論著,其一曰《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其二曰《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資》書已成逾半個世紀,今人仍對“自由”一知半解,可不悲乎!

一句話,自由是指一個人可以在不受威迫的情況底下做出任何選擇。這種威迫,可以發生在親友或者和陌生人之間。政府的一個功能,就是避免這種威迫的產生。但是,這種發生在個人層面的威迫,一般而言,絕不可怕。個人面對組織,那種威迫才要命。

弗里德曼說,自由最大的威脅源自權力的集中。就目下而言,最可怕的威迫,來自於集大權於一尊的政府。政府立下的各種管制法令,直接地限制了人民可以作出的選擇,根本上就是一種威迫。

舉個典型的例子:政府規定轎車司機、乘客必須繋上安全帶,違者要被罰款。這法例的出發點大概是要保障人民安全,但也罔顧了人民爲了繋安全帶可能帶來的不便和不適。出於大家長主義的思維,我們習慣假設人民不懂也不會照顧自己,政府因此有責任有必要介入。可是,誰能比自己更在乎自己的性命呢?反過來說,如果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生死了,政府又有必要插手嗎?

如是法例者俱有很大討論空間。我們不應該抱“理所當然”的態度,否則必遭魚肉。強制繋安全帶的法例究竟救了幾條命,還是造就了更多警察收“咖啡錢”的機會?法例的好壞,要考慮成本與收益,從效果去衡量。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每一項管制,都有限制自由的效果。適度的限制可以帶來效益,反之會對社會造成損害。除了古時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他們亦要面對外敵侵犯領土之憂!),世上從來沒有“絕對自由”這回事。就算沒有法律,互相侵犯,還是要付出代價的。

從這個觀點看“自由”,我想不出“自由”可以怎樣被濫用——在不受威迫的情況下,我做的一切選擇,都是自由的選擇。受到威迫(或管制),我做的選擇,就是不自由的選擇。濫用自由從何說起?

再者,從這個簡單定義出發,“自由”也並不含義著人們淨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一方面,人們受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每個社會本來就有著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就算沒有法律,人與人之間也會互相規範、互相制約,自成一套社會秩序。大家會想要共同繁榮,不會只懂互相傷害。

這就帶到政府想要管制網絡的話題了。網絡上充斥著語言暴力或者虛假信息,眾所周知;網絡上的污言穢語,看了只覺討厭;而要分辨消息真偽,又要大費腦筋。這些是網絡使用者要付出的代價了。在讓政府制訂法令管制網絡前,人民應該先問自己,願意承擔這樣的代價嗎?政府管制網絡以後,我們失去的又會是什麽?

教育制度與種族和諧

刊於2015年8月21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新上任的副首相阿末扎希首次對我國的教育制度作評論。他說,現時國民團結的癥結乃在於立國至今發展出來的多源流教育制度,進而勸籲人民為了國家的和諧和統一而妥協。

在作出評論前,我們不妨天真地——如三歲小孩般——提問:什麼叫做“和諧”?

離開小學教育已快有三分之一個甲子,道德教育課本有沒有給“和諧”來個定義,我不知道。但是,課本上三大種族——哈山、木都、小明——站在國旗前手拉著手嘴巴撕開著笑呵呵的畫面,我依稀記得。

“三大種族和睦共處”是政府在教育上極之努力並且已經成功塑造給國民的印象。可事實是什麼,從小學生身邊全是單一種族(華校就都是華人、國民學校就都是馬來人)來看,三大種族要手拉著手有一段大距離。

以此視之,副首的話不無道理。問題還是那個,什麼是“和諧”?手拉著手叫和諧嗎?那你應該只和女朋友“和諧”過吧!

換個角度。出身於不同教育制度下的學子之間會有“不和諧”嗎?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馬來西亞的留學生鬧過事吧?不同種族/民族的同學/同僚之間可能有文化/行事風格的差異帶來的不理解以至於爭拗,但是這些在種族內、甚至一個家庭裡都常發生。“不和諧”從何說起?

再考慮另一個角度吧。中國那大一統的義務教育制度,就真的締造了一個“和諧”社會嗎?中國所謂的和諧政策,說到底,是一黨專政的政府鞏固政權的舉措。大陸民眾更戲虐地以“河蟹”這個諧音替代了“和諧”。統一教育制度的結果是“和諧”社會還是“河蟹”社會?

在搞清楚何謂“和諧”前,我對副首言論的看法是:單一源流的學校或許可以促成種族間更多的交流,進而促進所謂的種族“和諧”;可如上指出以及無數我們不知道的例子都說明,種族和諧不需要通過也不會因為劃一的教育制度而形成。

我認為統一各源流學校不可取,可不是說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沒有問題。重點是,我們應該要問:這些問題是什麼,而它們又是源自哪裡,最後再求解決之道。不談問題,直接提出解決方法——這樣看副首的建議,顯然是有點“猴急”,不講道理了。

多源流學校或許是影響國民團結的一個因素,可它絕對不是全部,甚且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官員們如果能做個表率——謹言慎行,擺事實説道理,而不是一味地撈取政治利益或者管制權利,這樣更能促進國民團結吧?

我們需要這麼多外勞嗎?

刊於2015年8月18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阿末扎希上任副首相以來,頻頻發表政見。最近有題為《阿末扎希:未來3年引進150萬人‧要求孟訓練過濾外勞》的報導,內容述及兩國已交換備忘錄,未來三年將分批引入合法並且“健康及沒有犯罪記錄的”孟加拉籍勞工。新副首不忘聲明,在引入這批外勞前,政府要驅逐國內約200萬人非法外勞。

先打擊非法外勞,後引入合法勞工。新副首澄清,國內的外勞數量不會因為這份備忘錄的遞交而劇增。

國内的外勞概況如何?單是已登記的外籍勞工,截至2010年的統計有212萬。非法活動是可遏止但又杜之不絕的。不管打擊有多嚴厲,這些合法非法的外勞加總起碼有400萬人。

400萬是個怎麼樣的數目?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馬來西亞有約3000萬人口,意即這400萬就佔了我國人口近八分之一!而這400萬,也差不多等於檳城和吉隆坡這兩大城市的人口總和。400萬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將形成繼雪蘭莪之後的人口第二大州。

當然,這400萬人散佈於全馬各地。按比例計,吉隆坡有約8%的非國民人口,檳城有約7%,最多的在沙巴和納閩,各佔了她們近四分之一人口。

這樣的數字,不可謂不驚人。我們要問的,是我國到底需不需要這樣多的勞動力?

副首相認為,外勞們填補了國人不願意從事的、號稱“3D”的行業。3D即Dirty、Dangerous及Difficult(我在一份十年前的學報上看過第三個D是demeaning,低賤是也)。

也有論者認為,外勞並沒有和本地人搶飯碗。如果沒有外勞,一些依靠廉價勞力才賴以生存的工種/行業將會被淘汰,而國家經濟就會愈加一籌莫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強硬地將某些工種歸類進而聲稱其將如何如何,是不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任何工作,都有那所謂“3D”的成分。這些是工人面對的成本了。可多,亦可少。但我們不要忽略了回報。成本越高的行業,雇主非得出個夠高的價格否則毋以聘得員工。而只要回報夠高,“4D”、“5D”的工種都會有人趨之若鶩!

合理回報是多少,永遠說不准。我們只能比較在不同選項底下的機會成本。

政府大肆引進外勞,讓外勞們以廉價打進了這些所謂“3D”行業的勞動市場。他們之所以廉價,不是雇主剝削,是因爲他們選擇工作的機會成本夠低。這是因爲外勞離鄉背井,在異地無甚福利照顧;而離鄉背井的底因正是因爲其本國的環境更加惡劣。“3D”能比這些更糟嗎!?

本地人或有政府福利照顧,或有家族庇廕,我們的機會成本是較高的。在競爭下的“3D”勞動市場,本地人因爲期許更高的回報敗下陣來。

對外勞們合理的回報,對本地人可不合理。理性(兼且經營有術)的雇主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必然選擇工資成本較低的勞工,怪不得雇主。

以今天馬來西亞只有3.1%的失業率來計,如果將400萬外勞全數遣返回國,我國有不少行業恐怕會面臨結業之困。但是不要忽略了,我國的勞動人口參與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只有67.5%,意味著全國上下有32.5%的15-64歲國民(約1000萬人),是“不參與”勞動的。他們或是在進修,或是遊手好閒。總之,他們不在工作之列,亦不是失業之屬。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我國罪案頻生,或和這龐大的非勞動群體有關!

要繼續抱持“3D”行業無人從事而需依賴外勞的心態嗎?那麼本地人永遠無法打入廉價的勞動市場。我們必須相信,有利可圖的行業,雇主將有能力負擔更昂貴的勞力成本——聘請本地人,進而釋放一部分那1000萬人的勞動力;而依賴廉價外勞來支撐的行業,終非長久之計,讓它們自然的被淘汰吧。

為什麼馬幣還在跌?

刊於2015年7月26日《光華日報》异言堂

幾個月前,有在台灣留學的朋友焦急地問我,馬幣還會不會跌。她知道我是讀經濟學的。不想讓她失望,我必須提供一個答案。於是我上網查了一下資料,其時國家銀行剛發布年報,行長潔蒂亦頻頻上報。從報告裡提供的數據和行長的言論判斷,我認為馬幣快將回穩。

可不是嗎?於今回望,三月到五月間,馬幣非但止跌,還略有上升。

我的推斷,一方面源自看到國行年報中國際儲備(International Reserves)的大幅減少,顯示著國行伸出有形之手,企圖控制匯率。變賣儲備中的外匯,可以提升他國貨幣的供應量,壓制他國貨幣的漲幅,以達到維護本國幣值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馬來西亞奉行大政府主義,意即政府想要做到的,不可能做不到。看到行長大拍胸口式地說馬幣是被低估了不會再貶值了,我們還有理由不相信政府將出手救救幣值嗎?

話雖如此,自六月始,馬幣重拾跌勢。政府的算盤何以打不響?

讀者須知,政府每年從Petronas收取佔其收入超過三成的石油稅,油價下跌,政府收入大受打擊。然而,考慮到馬來西亞是石油淨入口國(見星報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報導),油價下跌,對本國經濟該有所提振,幣值不至於下跌。論者將馬幣弱的原因歸咎於油價跌是錯的。

問題出在收入分配。油價跌,人民的收入提高(打油便宜了),政府收入卻減少了。照經濟原理看,政府石油稅收的減少會在所得稅上得到補償。可是,由於消費稅的實施,人民會少消費,經濟會變得呆滯,政府的收入不會得到補償。國債累累,政府收入減少是頭痛的問題。

怎麼辦?國內市場呆滯,我們轉戰國際市場如何?於是乎政府要鼓勵出口,其中一個法門就是把幣值壓低。

幣值的強弱,直接影響進出口。舉個簡單的例子,馬幣弱了,淘寶貨比以前貴了不少,你會少淘點寶,從中國的進口於是少了;相反,馬幣跌則使得貨品價格較為相宜,這即是新加坡人蜂擁新山的原因。

我們無從判斷幣值要有多弱,才有足夠吸引力。和印尼對比,馬幣在油價跌的這段期間並沒有偏弱。幣值下跌雖然對我國的出口進而對經濟有所裨益,但終非長久之計。在出口市場上,我們這是以價取勝,不是以質取勝。馬來西亞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上文提到的大政府主義和消費稅(消費稅實由大政府促成!),都應取締!

馬幣貶值的底因

刊於2015年7月24日《星洲日報》言路版(經編輯更易的題目為馬幣貶值中的政府角色
不少論者提出,馬幣跌對本國經濟實有裨益。我認同,尤其在消費稅促成無人願意出門買東西的情況下,幣值下貶促進出口,讓因為本地消費減對經濟衰退造成的效應稍稍緩解。其實,這說法暗示了馬幣貶可能由政府造成。經濟學裡有一個幣量理論,說的是貨幣供應增加會造成通貨膨脹,進而促成幣值下跌,而貨幣供應的多寡掌握在政府手上!
根據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星報報道(Govt reveals M'sia net importer of crude oil, petroleum products since 2014)所載的高官言論,說實則馬來西亞是個石油淨入口國。因此油價跌對經濟有所提振,不應該造成馬幣貶值。反過來說,馬幣貶值不是由油價跌造成。
此言或是實情,但此間存在收入分配問題:油價跌惠及平民百姓,對國家的收入卻有大影響。因為我國政府有大約30%的收入來自石油,油價跌,對行大政府主義(福利多多)及外債重重的馬來西亞政府是很不利的。按照經濟學理論,我們可以推斷,由於油價跌,政府有壓抑幣值的傾向。何解?
其一,在消費稅造成國人消費意欲低下進而形成通縮壓力的情形下,政府可以大量增發貨幣而不會促成嚴重通脹。政府此著是殘酷不仁且違反其身為大政府人民父母官的身份所應有之義。因為政府自己印鈔自己花,花完了,貨幣流動到市場上。因為幣量增加,通貨膨脹,幣值下貶,人民手頭上的一百塊,比原來可以買到的東西少了。此即“通脹稅”也。經濟學家說它是“稅”,也正因為它由政府一手促成。
其二,和油價有關。“檳城研究所”(Penang Institute)今年一月份的研究報告指出,原油皆以美元結算,亦即馬來西亞出口的石油,換來的也是美金。這就帶到政府收入的話題。我國那30%的石油收入,實則全由Petronas貢獻。油價跌,此價乃美金之價。為了使賬面收入不至於減少太多,讓馬幣貶值吧,賣原油賺來的美金,就可以換到更多的馬幣了!Petronas以馬幣報賬,通過馬幣貶值,政府收取的稅額就高一點!
該報告還做出預測,在不同水平的油價底下,個別的幣值(他們用了13.53.754)將為政府帶來多少稅收。最理想的情況,是當(布蘭特)油價企於70美元而馬幣是14,則可大致收回油價跌而造成的收入減少。以今天的水平計(馬幣13.8,油價大約55美元),政府的石油稅,將大減一百億令吉,佔去年政府總收入接近5%
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設油價徘徊於55美元而馬幣貶至14,政府即可收復十三億令吉的收入。你認為政府會這麼做嗎?